www.noreenyue.cn > 234彩票

234彩票

234彩票原标题:林郑回应深圳建立先行示范区:对深港关系会有积极作用

  据香港文汇网8月20日报道,中央日前提出支持深圳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20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中,香港和深圳关系最紧密,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她认为,如果深圳有利好措施,对深港关系会有积极作用,有助两地能更好地在科技创新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

  林郑月娥表示,虽然上半年的数字未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但香港经济仍有下行风险。特区政府上周已公布191亿港元的纾缓中小企和民生措施,如果有需要会继续做,毋须等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才推出。

  此外,林郑宣布,将立即展开工作构建对话平台,希望能与市民对话,一起走出困局。林郑表示,希望此沟通平台是开放、直接的,并且可以通过不同阶层,不同政治立场和背景的人来进行。

  她还表示,她本人和不同司局长很愿意到小区直接对话沟通,但为了筹备沟通对话平台,她会先接触曾经提出沟通平台不同运作形式的有心人,聆听他们意见,目标是化解分歧和矛盾,通过对话互相谅解,一起走出今日的困局。

  林郑还表示,上周日的维园集会大致是和平进行,衷心希望此事是社会恢复平静,远离暴力的开始。

  据报道,自“反修例”事件以来,涉及警方处理公众活动的投诉达174起,其中约53起个案是涉及7月21日晚元朗暴力袭击事件。林郑月娥表示,监警会在本月16日已召开会议,决定将审视警方在处理大型公众活动执法情况的时间,由原定的7月2日延伸,暂时不设终结时限。

  

原标题:中星18号卫星工作异常

  8月19日20时0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18号卫星发射升空,星箭分离正常,但卫星工作异常,正在开展故障排查。(记者李国利)

  

234彩票原标题:北京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

  中新网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 杜燕)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居民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步入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居民收入来源更加广泛

  今天,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数据显示,70年来,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完善,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收入来源更加多元。

  1986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千元大关,2000年突破万元,2015年突破5万元,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990元,是1955年的316.2倍,年均增长9.6%。1988年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千元大关,2008年突破万元,2015年突破2万元,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90元,是1956年的194.8倍,年均增长8.9%。全市居民收入实现了由百元到千元再到万元的连续跨越式提升,居民生活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步入小康,正迈向富裕之门。

  居民增收渠道丰富多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北京市居民收入来源由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导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四项收入全面增长转变。

  2018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59.6%,比1955年降低38.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从无到有,由1984年的人均不足1元提高到2018年的1073元;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明显,由1956年的人均23元提高到2018年的2021元。

  可监测的数据显示,1988年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分别仅为7元和23元,2018年则分别达到11983元和1877元。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2%和10.4%,成为第二大收入来源。

    居民消费支出百倍增长

  70年来,随着消费市场持续完善以及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城乡居民从基本的吃穿等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升级转变。

  198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突破千元大关,2002年突破万元,2009年突破2万元,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926元,是1955年的209.0倍,年均增长8.8%;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突破千元大关,2011年突破万元,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195元,是1956年的134.1倍,年均增长8.2%。

  北京市居民耐用消费品数量从少到多、种类从无到有、品质从低端到高端。汽车、移动电话、空调、家用电脑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

  北京市居民用于满足基本生活的生存型消费支出比例快速下降,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不断上升,体现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于1993年下降到50%以下,2018年为20.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于1985年下降到50%以下,2018年为23.8%。

  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支出增长明显。2018年城乡居民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等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32.9%和33.5%,比1978年分别提高19.1个和28.1个百分点。

  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更加完善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以就业为民生之本,同时在解决住有所居上发力,并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百姓安居乐业。

  数据显示,2018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2.3万人,连续12年保持在40万人以上的较高增长水平。2018年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各季度运行在3.9%-4.4%之间,保持了较低水平。

  2018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33.08平方米和46.26平方米,比1978年分别提高26.38平方米和37.06平方米。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1994年的210元/月提高到2018年的2120元/月,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由1995年的174元/月提高到2018年的1536元/月。

  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据市民政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累计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680家,基本实现城区全覆盖。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超九成老人满意目前生活状况。(完)

  。

原标题:受金钱美色诱惑,让反对派也难堪…香港大搞破坏的“勇武派”到底是个啥货色?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范凌志 赵觉珵]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付国豪13日于机场遭示威者禁锢、殴打,警方19日于青衣拘捕一名23岁姓毕女子,因其涉嫌非法禁锢及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香港媒体透露,该被捕女子为绰号“占旺女村长”的毕慧芬。之所以有此绰号,是因为毕慧芬曾在2016年正月初二的“旺角暴乱”中被控参与暴乱。2019年7月10日,毕慧芬到玛嘉烈医院索取医生证明以参加绝食行动被拒,情绪激动下拳打女保安员脸颊,并拒绝向到场警察出示身份证,因此被控“普通袭击罪”及“抗拒警务人员罪”。

  另一名近日被警方控制的暴徒赖云龙曾在13日举着美国国旗反复用旗杆追打躺在担架上的付国豪,19日,赖云龙在香港的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其申请保释被拒。

  讽刺的是,毕慧芬、赖云龙之流的暴力成性到了反对派口中,有了一个听上去很“燃”的名字:“勇武”,“勇武”在汉语中的原意是“勇猛威武”,《汉书·平帝纪》中就有“举勇武有节,明兵法”的表述。然而,“勇武”这个词在香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却完全违背了其原义,执着于诉诸暴力、借集会游行大搞破坏的示威者将自己封为“勇武派”,到底什么是“勇武派”?他们企图得到什么?《环球时报》记者在两个月来香港发生的多次游行中对其做了近距离观察。

  全副武装只为诉诸暴力

  一种说法是,“勇武”是被“港独”势力称为“国师”的陈云最早提出的,他曾公开宣称“要用仇恨才可以快速动员教育程度低下及社会的边缘人士加入政治行动。”眼下香港暴力行为中的急先锋,似乎个个都符合他的要求。

  全身黑衣、黄头盔、防毒面罩、护目镜、尖头伞加登山杖,配上亢奋的嚎叫,这是所谓“勇武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像,全副武装的他们目的只有一个:暴力。尽管香港夏天天气炎热,但一些“勇武派”还会佩戴保护肘部、膝盖和躯干的护具,有些人怕被“下黑手”,还会用防刺材料包裹腹部。用透明塑胶袋缠绕手臂也是他们的惯例,因为一旦挨了辣椒水,手臂很容易火辣难忍。

  他们几乎每次都窜在游行队伍最前边,完全无视警方事先允许的游行路线,一旦抵达其袭击目的地就开始毁坏摄像头、投掷杂物并恐吓引起其怀疑的路人。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警察到来前,“勇武派”可以熟练地拆卸下人行道的栅栏,并将它们三个一组绑成三角形路障,还会将竹竿穿过多个垃圾桶摆在路中间作为路障,然后撑起雨伞或游泳浮板与警方对峙,并不断挑衅,在己方力量占优时,“勇武派”会更加嚣张,他们会向警察投掷砖头、铁棍等物,甚至围攻落单的警察。在多次警方“清场”后,《环球时报》记者都能看到人行道上的砖头已被掘出,准备用来向警方投掷。在暴动现场,成群的“勇武派”看上去黑压压一片,邪气十足,给人一种明显的压抑感。

  全国政协委员、港专校长陈卓禧1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所有卷入香港近期局势的年轻人中,“勇武派”是最极端、最激进的一部分,他们是整个暴力行为中的最核心人物。

  鱼龙混杂的“勇武派”

  7月21日晚近12点,《环球时报》记者从西铁元朗站搭乘地铁返回酒店,当时乘客很少,一名全身黑衣的“勇武派”匆忙进入车厢,并找了个人少的角落脱下黑衣,换上一件红色t恤,除去头盔和口罩的他瞬间变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阳光少年”,从年纪和装束来看,他很有可能是一名学生。

  虽然学生在香港连日的暴力事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勇武派”的构成仍然显示出鱼龙混杂的特点。曾参加7月28日上环暴动的廖颂贤拥有一个常人羡慕的职业:国泰航空飞行员,如今,被称为“暴力机师”的他已被国泰航空解雇。而“占旺女村长”毕慧芬则涉嫌于2018年11月22日,在深水埗丽阁邨丽兰楼地下的华润万家生活超市内,偷窃一盒“太古”红糖,价值7.6港元。

  “勇武”的价格:金钱、美色和美西方迷梦

  下场往往是被警方驱离或拘捕,抑或被雇主开除,“勇武派”到底图什么?有善于煽动暴力的港媒为其找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答案:“勇武前线以生命自由献身革命,‘和理非’以道德高地做社会运动。”事实真是如此吗?

  “以生命自由献身”的说法,往往在一次次的警方“清场”中被戳破,《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在警方动手前气焰嚣张,但“勇武派”往往在警方列队推进时一击即溃,丢盔弃甲,来不及逃跑的“勇武派”在被警方抓获后,几乎全都变得无比温顺。

  通过暴力行为赚酬劳,是广泛流传的最常见动因。《环球时报》记者在激进示威者聚集的“连登”论坛上,曾看到一则帖子写道:“600元出场费,会有口罩……3000元,女仔向前行,要推撞。”虽然该文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多家港媒消息称,“黑衣人”的背景大部分为年轻人,财雄势大的“金主”只接受热血青年,最好有学生身份,“金主”会支付前线“勇武派”。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赖云龙很有可能就是被金钱诱惑。

  11日晚在尖沙咀的暴乱中,一名女示威者被硬物击中面部,右眼眼球爆裂,有消息称,受伤女子是反对派幕后金主黎智英的得力助手,担任财务组工作,负责派钱给参与暴力冲击的暴徒,有港媒曾拍到她派钱的照片。“说出来可能会觉得荒唐,很多‘废青’寄希望于参加暴动来吸引女孩。”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些“金主”会收拢年轻漂亮的女孩,这些女孩则负责招揽和控制“热血青年”,在荷尔蒙驱使下,“他们往往对女孩言听计从”。

  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些有案底、前途无望的“勇武派”则选择孤注一掷,妄图“干一票大的”,寄希望能成为第二个黄之锋、罗冠聪,被美西方相中。头脑简单的他们,对这条路深信不疑。

  “勇武派”已让反对派同伴难堪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曾声称“港人可以‘勇武’,亦可以‘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连日来“勇武派”所展露的攻击性,不仅让香港市民感到愤怒,其行为也让反对派同伴感到尴尬。

  其实,早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期间,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已经与“勇武派”在路线与方法上产生重大分歧,“勇武派”当时痛斥“和理非”一事无成,遂发动一连串行动和冲击,独立于反对派的统一指挥之外。在此次的“反修例”导致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中,“勇武派”与“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也一直龃龉不断,18日反对派在维多利亚公园组织的示威中,大批激进人士涌出维园向位于中环的特区政府总部进发。在反对派的社交媒体群组中,不断有人发消息呼吁“不要冲击政府,尽早回家去。”

  当晚仍有大批激进示威者聚集在警察总署及政府总部门前持续喊口号挑衅并以激光照射办公大楼。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不割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等口号渐渐充斥每一次示威行动。这些口号的出现显得欲盖弥彰,正说明了反对派内部已经产生严重的分歧。

  与以往不同,18日,反对派煽动的游行最后并未演变成严重的暴力事件,对于这种变化,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评一针见血:“‘勇武派’变成‘和理非’,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发现了勇武的代价和后果。道理我们可以重复讲、不断讲,但不守法的,包括年轻人,就要拘捕、检控、监禁,法律侍候。”

  

234彩票原标题:若中国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原标题:这天,1997年,7月1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外交工作不断走向成熟,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回顾70年来的外交历程,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许多惊心动魄的瞬间,许多一触即发的博弈,许多难以忘怀的情景。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推出系列全媒体特别报道“外交密档”,回望一路走来中国外交风雨路程,见证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足迹。

  1997年7月1日,英国结束对香港156年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之一。

  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至今心潮澎湃——当英国的国旗在香港徐徐落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亿万中国人沸腾了。通过电视直播,远在英国的马振岗和使馆工作人员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之情。

  博弈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战败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第一条就是“割让香港”。1898年,英国又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和附近200多个岛屿,租期99年。

  为了让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仁人志士奋斗不息。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当一切朝着顺利的方向稳步发展的时候,在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之后,香港回归却突然节外生枝。

  1992年,彭定康担任最后一任港督,之后他公然推出一个违反中英达成的三个协议与谅解的政改方案,造成中英双方围绕香港发展的一场漫长而激烈的交锋。

  马振岗于1997年3月16日晚到达伦敦,出任驻英国大使,彼时离香港回归只有3个半月时间。“赴英前,我接到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我国政府做好英方的工作,确保香港回归的顺利进行。”马振岗回忆说。

  马振岗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晚上,英国首相梅杰宣布进行新的大选。5月1日,英国大选以保守党失败告终,工党以压倒性胜利重新执政,托尼?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彭定康所在的保守党下台了。

  当时,马振岗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驻军交接的安排。“7月1日前,解放军必须提前进驻香港,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因为进驻不可能在一瞬间完成,如果不提前进驻,7月1日交接当天,香港就会出现防务上的空白。”

  马振岗说,为了这个问题,他和罗宾?库克谈判了很多次,最后罗宾?库克干脆避而不见,谈判顿时遇到了瓶颈。

  暗示

  转机出现在媒体大亨默多克的一个家庭酒会上。

  马振岗清楚记得,那是1997年6月10日晚,默多克夫人邀请他出席一场家庭酒会。“当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后来证明去还是对的。”

  到场后,默多克夫人对马振岗说:“里面大厅里还有一些客人,你是不是进去见见?”说着把他请进另一个客厅。马振岗一看,全是工党政府的重要官员。他看到财政大臣布朗,就同他交谈起来。

  正谈着,布朗说:“托尼来了,你要不要去见见他?”马振岗抬头便看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正朝他微笑。

  上前握手、交谈。马振岗没料到,布莱尔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布莱尔特别强调,他本人要参加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

  “这是一个新的信息,按照我的理解,以前双方达成的协议,英国将派外交大臣代表政府参加,并没有商定首相出席。而如此一来,规格就提高了。”马振岗说,如果布莱尔本人参加,这预示着工党政府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将采取合作的态度。于是他赶紧把这个细节汇报回国内。

  有趣的是,英方当时对马振岗这位新任大使还不太了解,担心他没有听懂布莱尔的“暗示”。酒会当晚,英国首相办公室就给中国驻英使馆打电话,询问首相给马大使传递的重要信息,马大使听懂了没有。

  第二天一早,英国外交部又打电话给中国驻英大使馆,再次询问首相向马大使传递的重要信息,是否已经传达给中国国内。

  “英方两次特别强调的提醒,可以看出,当时英方确实希望顺利配合,把香港回归仪式搞好。”马振岗说。

  交接

  时间终于到了1997年6月30日下午。

  夏天的英国和中国有7个小时时差。北京时间1997年6月30日晚11点,伦敦时间下午4点,英国政府在外交部举办了香港回归招待会,马振岗应邀到场。与会者有100多人,主要是英国政府官员和与香港有关的各界人物代表。招待会开始,大屏幕上播放BBC现场直播的香港回归仪式场面。

  “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来,中国国旗升起来那一刹那,我特别激动。悄悄看周围,在场的英国人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马振岗回忆说。

  活动结束后,马振岗赶回使馆参加欢庆香港回归招待会。与英国外交部的那场招待会不同,使馆的气氛庄严而喜庆。

  “使馆入口挂着写有‘香港回归’四个金色大字的红宫灯,到处都是红旗、鲜花。”当时使馆热闹的景象浮现在马振岗眼前,“大厅里挤满各地华人华侨等同胞,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采。”

  马振岗回忆,招待会开始,使馆重放了从中央电视台录下来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直播,尽管大家都已经看过,但是再一放映,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场面,大家又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全场爆发欢呼声。

  马振岗致辞后,大家纷纷到台前表达自己的喜悦,用歌声、舞蹈传递他们的激动心情。

  招待会本计划是当天晚上7点开始,9点结束,可是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大家还恋恋不舍,不肯离去。“招待会的热烈气氛与英国外交部的那场招待会截然不同,‘东方之珠’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每个中国人都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感到自豪。”

  1997年7月1日,在14亿中国人的心中,注定是难忘的一天。在马振岗看来,香港回归让中国朝着祖国统一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国政府用同样的方式又解决了澳门问题。

  “祖国强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样,中国也能更加有力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进步。”马振岗说。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www.noreenyue.cn

copyright ©right 2019-2021。
www.noreenyue.cn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犯请联系客服。1234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