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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平台走势图图片来源: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

   原标题:评论:“反中乱港头目”李柱铭难逃正义审判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题:“反中乱港头目”李柱铭难逃正义审判

  新华社记者

  李柱铭是香港反对派老牌政客。长期以来,他打着“为香港争取人权民主”的幌子,充当的却是西方反华势力的代理人,破坏“一国两制”、推动“港独”发酵。在这次“反修例”事件中,他与西方反华势力内外勾结,策划、煽动、蛊惑极端分子暴力乱港,以期达到夺取香港管治权的险恶政治目的。李柱铭毫无民族尊严,其卖港卖国的累累恶行,势必逃不过正义的审判。

  挟洋自重、反中乱港,是李柱铭最为人鄙视的标签。翻看历史,祖籍广东的他却心甘情愿做洋奴,阻扰香港回归、反对基本法、挑战“一国两制”、敌视祖国的恶劣言行不可胜数,可谓“一以贯之”。

  早在香港回归前,他积极配合港英当局的政策部署,同时试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乞求外国势力干预。1988年,他在窜访美国时公开声称:“如果香港继续做100年英国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1990年他为美国国会“献策”:美国应当迅速就港人的政治意愿,制定一套特定的政策等等;1996年窜美期间,他又宣称,向美国争取把香港问题国际化……对于曾公开表示“敢于当殖民主义的走狗”的李柱铭来说,出卖香港利益、出卖国家利益如同家常便饭,毫无违和感。

  香港回归祖国后,李柱铭曾任特区立法会议员,而在实际言行中屡屡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纵容“港独”,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央政府,处心积虑地抹黑中国。他长期与美国等政界右翼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协助西方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他频繁组团前往英美等国家,唱衰香港、唱衰“一国两制”,乞求西方国家在香港法治和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致隔三岔五就到外国“告洋状”成为人们对李柱铭的深刻印象。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举国上下欢欣振奋,而李柱铭却投书《华尔街日报》,给中国举办奥运会捣乱添堵,其洋奴思想之根深蒂固,“反中乱港”执念之阴魂不散,可见一斑。

  作为香港反对派“教父”级人物,李柱铭利用“政治影响”和资深大律师的身份,常年一直在西方势力面前担当“引路人、黑中介”的角色,物色、培植和挖掘了多名“反中乱港”分子,其中就包括非法“占中”的首要策划者戴耀廷和此次“反修例”事件的重要幕后黑手黎智英。李柱铭称得上是香港的“乱源”、“动乱制造者”。

  在此次修例风波中,李柱铭充当了策划者、煽动者、组织者的角色,自始至终极尽破坏抹黑之能事。一方面,他窜访美、加、英等国,呼吁西方干预香港事务,请求美国迫使“香港特区政府撤回条例修订”;一方面,与黎智英联手,利用黎智英控制的媒体大肆发布造谣文章,以偷换概念、歪曲解读等肮脏手法,公开抹黑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煽动蛊惑民众与特区政府和警方进行暴力对抗。身为法律人,李柱铭公然教唆犯法,破坏香港的法治基础,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置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于不顾,其丑恶行径无耻至极。

  尤为讽刺的是,一直以“英国御用大律师”身份自居的李柱铭,却连最基本的逻辑都无法自洽。实际上,最早提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谈移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的,正是他自己。早在1998年,时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李柱铭就曾正式提出“逃犯危害香港安宁”,动议特区政府安排内地与香港可移交罪犯。20多年后他却突然玩“变脸”,其出尔反尔、指鹿为马的“政棍”行径,不仅违背了作为法律人的基本职业操守,更折射出“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李柱铭口口声声“愿意为民主付出绝对代价”,但在街头暴乱事件中,他一面蛊惑香港学生和社会青年参与暴动,一面却不让自己后代沾染任何“街头政治”污渍,“两面人”的算计和考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处心积虑地让年轻人充当棋子、炮灰,自己却当“缩头乌龟”,吃“后生仔人血馒头”以谋求私利,如此虚伪、狡诈、自私,令人齿冷!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李柱铭怙恶不悛、劣迹斑斑,是搞乱香港的祸首之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代理人。泱泱中华,岂容小人兴风作浪。多行不义必自毙!李柱铭之流必将难逃正义的审判,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原标题:胡锡进:美国售台多少武器,我们就少买多少农产品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亲口证实,他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F-16V战斗机。据报道,这项军售涉及66架该型战机,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国会将很痛快地通过此案。

  这将是近年来美国单笔最大的对台军售案,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对台销售150架F-16A/B战机,价值60亿美元。那次军售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对美方此次对台出售进攻性战斗机,中国也势必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客观说,在解放军战力不断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台湾的那点军费就算都买成美国武器,也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形势产生不了实质影响。台湾早已不能作为大陆的军事对手,解放军有能力在很短时间里解除台军的武装,美国对台军售改变不了这一基本现实。

  然而,美国对台军售成为加强美台政治关系的最大纽带,台湾购买美国武器形同交“保护费”,是台独势力展现台湾即使搞极端行动也有美国撑腰、以此愚弄台湾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

  老胡认为,中国大陆方面可以在两个方向上采取行动。一是加强对台军事压力,先要扣除蔡英文当局极力推动此项军购的“政治得分”,坚决将它变成蔡当局和她本人的政治负分。台湾越买武器风险越大,谁推动军购谁在政治上吃亏,大陆要坚决行动,建立台政坛对军购的这一全新认识。

  搞以武拒统、给美国做战略棋子是非常危险的,在中美关系严重紧张的时候,这尤其危险。如果台当局拒绝这一认识,大陆就有必要将这个认识强加给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可以摧毁台湾从外国购买的全部军事装备,也可以将解放军宣示国家主权的范围扩大到今天台湾军队活动的区域,随着台当局挑衅增加,这些都非没有可能。

  在美国方向,中国应坚决把美国卖F-16V的这笔钱从它对华贸易中扣除出来,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样的连锁牵动。中美经贸谈判的曲折告诉我们,美国是没有底线的,与它绕不开的斗争越往后拖,越可能意味着我方增加损失。

  老胡主张,中方今后将美国对台军售与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直接挂钩。美国向台湾出售多少武器,中国就少买多少美国农产品。只要我们形成这一决断,并且坚持推行几年,就会形成美国农民与军火商的对抗。用不了太久,美国国内就会形成反对对台军售的力量。

  来源:胡锡进观察

  

大发平台走势图原标题:黑衣人到澳门非法集会7人被带走 有人见警察落荒而逃

  海外网8月20日电 有网民发起8月19日在澳门议事亭前集会,遭澳门警方拒绝。当晚,仍有数十人聚集,多数穿着黑衣,澳门警方带走7名男女,包括1名香港居民。有人见到警察后直接落荒而逃。

  综合澳门电台、香港大公报20日消息,警方早前表示,19日晚间的集会没有获得批准,呼吁市民不要参加,以免触犯刑法。而随着多名黑衣人现身议事亭一带,警方当晚加派人员维持秩序,带走7人调查。

  报道称,昨晚8时左右,黑衣人开始在澳门议事亭前非法聚集,但有人见到警察后则直接落荒而逃。此外,警方还派出26人前往殷皇子马路一带娱乐场周边、福隆新街及议事亭一带进行例行巡查,调查和登记多人身份证。警方表示,巡查期间共截查30人,但并未带走任何人。

  早前有澳门网民发起8月19日在澳门新马路喷水池集会,声称“反对香港警察暴力对待市民”,遭到澳门警方拒绝。事实上,近来香港反对派和激进示威者也一直污蔑香港警方“滥用武力”。

  香港特区政府8月18日指出,警方一直以容忍的态度处理这些违法事件,只在受到暴力袭击时,才被迫以最低武力驱散示威者,恢复社会秩序。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警方的严正执法,衷心感谢所有警务人员努力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并将目无法纪的暴力示威者绳之于法,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

  《澳门日报》8月20日社论称,近期,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在香港兴风作浪,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掩盖其反法治、反社会、反“一国两制”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中央政府绝不会放任少数人以暴力行径把香港拖向危险的深渊,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香港的法治与良好发展局面,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一国两制”。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区政府和林郑月娥行政长官的带领下,香港社会一定能够尽快止暴制乱,尽早恢复正常秩序,使香港这颗东方明珠重放光彩。(海外网/朱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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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社评:彭斯宣扬经贸与香港挂钩,想吓唬谁?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以威胁的口吻说,若要美国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北京需要兑现其承诺,包括中国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尊重香港法律完整性的承诺。他还说如果香港发生暴力的事情,我们要达成贸易协议就会难得多。彭斯以这种方式引用《中英联合声明》,充满了欺骗性。

  美国高官近来不断就将中美经贸谈判与香港的事情挂钩做出含混表示,彭斯星期一的表态则是意思最赤裸裸、口气最蛮横的一次。

  香港事务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内政,美国在国际法上没有插手香港事务的基础,在实力上没有影响中国自主解决香港当前问题的条件。美国已经干了它能干的事,那就是借助香港作为自由港对西方的舆论洞开来煽动那里的激进示威者,以及针对香港骚乱搞美国情报部门最擅长的那一套。

  

  美国一直在向中方施加压力,从远处说它对早期的新中国实施过全面封锁,1978年以后美方也与中国发生过严重对立。就近期而言,它对中国的贸易战从几百亿的规模开始打,一直打到几千亿的规模,而且对华为等一批中国高科技公司动刀,不惜赔上自己的一些痛苦把所有经济施压杠杆都用到了极限。

  然而结果是什么呢?中国经历70年的风雨不断壮大,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贸易战延长,中国经济新的承受力加速形成,受到刺激的技术创新出现战略性活跃。纵观新中国历史,美国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力量的全面升级提供的是倒逼的推力,这一代中国人以新的方式负重前行,但他们扛起的是更美好的中国未来。

  我们相信,美方已经认识到对中国搞极限施压的策略无法奏效,因为再笨的决策团队也无法对如此强大的事实无动于衷。但美国的体制在阻止他们及时修正错误的激进政策,推动了对华施压以错上加错的节奏变本加厉。

  美国人民的真实利益早已被美国的政治体制分割、冲散,变得支离破碎。他们因为对华关税战而购买更贵的商品,一些人的工作岗位受到威胁,但是他们受到美国政府和支持激进路线的精英们的欺骗和裹挟。

  随着美国新的大选逐渐临近,政党利益将越来越在对华政策中覆盖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带节奏意味的言行会进一步增多,从而形成更为激烈的美国对华博弈面貌。

  经贸施压不起作用,美方会发动更为疯狂的“助攻”,彭斯的讲话意味着美国正在香港问题上跳到前台。美方还证实了将售台66架F-16V战斗机,更加点旺了台海这一堆火。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华盛顿更是连连出手。可以预见,美方会把其在各个方向的“牌”都打到桌子上来。

  然而美方犯下的错误是战略性的,战术上出手越多,整个牌局将越乱。美方想要重振国内经济,但却在中美如此重要的方向上选择了冲突,势必导致资源和注意力的严重分散。中国将岿然不动,打不倒,冲不垮,历史终将做出结论:美国又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对手。

  

大发平台走势图原标题:若中国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原标题:城市高教实力榜:“京沪汉宁西”居前五,深圳是北方高校南下首选

  人才是城市竞争中的重要一环,高校多、高等教育实力强的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优势愈发明显。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全国主要城市的在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数量、高校数量等数据后发现,直辖市、大区中心城市的高教实力位居前列,尤其是京沪汉宁西,稳居前五。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南北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很多北方名校也在南下,设立新校区,更进一步贴近就业和科研成果转化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统计公报的口径差异,部分城市的在校生数据没有具体区分本专科和研究生,个别重点城市因数据不足没有纳入统计。

    学生数量不代表高教实力

  被统计城市中,广州的在校大学生数量位居首位。2018年广州市统计公报显示,当年的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32.36万人,在校生108.64万人,毕业生29.04万人。

  郑州位居第二,同期全市普通本专科院校61所,招生32.9万人,比上年增长12.6%;在校学生99.3万人,增长6.2%。除此之外,武汉和成都的在校本专科生数量也都超过了90万人,分别是96.9万人和91.3万人。

  但衡量一个地方的高教实力,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研究生招生点越多、在校研究生数量越多的地方,高教科研实力往往越高。因此,广州和郑州虽然在校本专科生数量位居前两名,但若论高教综合实力,与第一阵营还有一定差距。

  从在校研究生数量来看,广州位居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和西安之后,排第六位,这也基本符合广州的高教实力,因为广州的在校生中,高职大专占比非常大。

  教育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冯增俊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州乃至广东的高职大专院校占比较高,由于比较贴近就业市场,就业率比较高,但在高端科研方面,只有中山大学等少数学校突出一些。

  他说,广东原来处于海防前线,高校的底子比较薄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虽然经济崛起了,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仍不够。近年来,广东正在积极补足这方面短板。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郑州。尽管在校大学生数量多,但郑州的在校研究生数量仅为3.02万人,在被统计城市中位居第20位,排在兰州、南昌等城市之后。这是因为,作为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的高考人数虽然全国最多,但整个河南只有郑州大学这一所211大学,河南的一本大学录取率也是全国最低的,大量的考生只能选择上高职大专院校。因此,郑州乃至河南的高教实力十分薄弱。

  与广州、郑州相反,北京和上海虽然在校本专科生数量都只有50多万人,但两市在校研究生数量分别达到了38.6万人和15.85万人,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十分明显。这也说明,京沪的好大学居多,高职大专生占比较少,整体高教实力十分雄厚。

  比如,从211大学的数量来看,北京达到26所,在全国遥遥领先;上海达到10所,稳居第二。

  京沪之后,武汉和南京不分伯仲,两市2018年的在校研究生数量分别为13.8万人和13万人。

  从大学构成来看,两市的名校组合也十分相似。武汉有武汉大学和华中科大这样的“文理CP”组合,还有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大、华中师大这些重点高校。而作为华东大区中,上海之外的另外一个高校重镇,南京也拥有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这样的“文理CP”,另外还有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大等名校。

  西安的高教实力也稳居前五位,同期在校研究生数量达到了10.41万人。西安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重点高校,且理工科院校十分突出。

  广州、成都和天津位列第六至八位。至于前十中最后两个名额,综合各项数据来看,长沙、重庆、哈尔滨和杭州这四个市差距很小,在校研究生数量都在6.4万人到6.8万人之间;从领军的大学来看,哈尔滨坐拥哈工大,杭州坐拥浙大,这两市的总体实力稍显抢眼一些,可以位居前十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大区的优质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区中心城市不同,东北大区的名校、重点高校较为均衡地分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大连这四个副省级城市。反而是作为大区中心城市的沈阳,总体高教实力并不凸显,甚至不如区域内的其他中心城市。

    北方高校纷纷南下

  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后,人才和科技实力对一座城市的作用日益凸显,高教实力雄厚的城市正在逐渐焕发新优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凭借雄厚的科教实力,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目前,武汉东湖高新区集聚了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等数十家上市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分析,武汉原有的区域分工就比较明显,汉口主要是商业,东湖高新区所在的武昌则是行政和高教为主。近二十年来,武汉的高校规模扩大很多,再加上高教优势资源的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武昌吸引的人才和人口就比较多。

  武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武汉重大科技成果就地转化1072项,签约总金额371.4亿元;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541项,技术合同成交额722.54亿元,比上年增长19.8%。全年“四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高新技术产值超万亿,比上年增长16.1%;高新技术增加值增长13.5%。

  高教实力强劲的成都和南京同样在科技实力上表现突出。数据显示,同期,成都全市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000家,净增超500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3543家,,在副省级城市排名第3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071亿元,同比增长14.5%。

  2018年,南京净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82家,同比增长70%,总数达3126家;新增科创型企业数量24000家,同比增长17%。

  但也有一些高教资源比较雄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尚未充分发挥出相应优势。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对我国南北方发展差异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北方高等院校等知识创新要素集聚程度与南方基本相当,甚至优质院校和科研资源比例更高,具有很好的科研创新要素基础,但企业创新活跃度普遍低于南方,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优质创新人才“南流”严重。

  以哈尔滨为例,其211院校数量、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等在全国能够跻身前十,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学专业位列全球第7位。但由于当地企业创新活力不足,2017年哈工大签约就业毕业生(3648人)中在东北三省工作的比例不足17%,哈工大机器人科研成果大部分在南方地区转化。

  哈尔滨科技系统相关负责人曾在去年底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哈尔滨的科技实力很强,但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弱。“怎么把雄厚的科技实力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我们最大的短板。”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说,北方的科教资源并不弱于南方,甚至比南方还有优势,但关键是在企业引领、市场引领方面有差距,因此在创新活力方面存在不足。

  除了努力将成果就地转化外,北方高校也在积极到南方城市创办校区。这其中,最缺大学的一线城市深圳,成为北方高校南下的首选。近年来,深圳已经吸引了北大、哈工大等一大批名校在当地设立校区。以哈工大为例,目前哈工大深圳校区的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了哈尔滨本部,深圳的城市平台效应十分凸显。

  据深圳当地媒体去年中旬的报道,深圳计划未来10年投入1500亿元,集中资源办更多高水平大学,力争到2025年高校数量达到20所左右、在校生超过25万人,成为高等教育强市之一。

  同样的例子还有不少,7月31日,佛山市人民政府、东北大学与顺德区人民政府签署三方共建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院协议,将在顺德博智林机器人谷建设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院,今年将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今后在读研究生总规模将达到2000人左右;近日,天津大学福州校区(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获长乐区发改委批复。作为福州第一所985大学,项目一期最快将于2022年2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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